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合成方法

任保平,李梦欣 终南增长质量研究 2017-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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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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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多年的历史潮流里,在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的双重动力建构下,经济增长的数量成为增长理论的全部关注,然而,经济增长数量的发展衍生出了负向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这种外延式、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了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深刻诘问。直到20世纪末期,在对增长理论的重新审视和探讨中,经济增长质量才在百年经济发展流变中革命性地回归,成为新时期现代化发展的起源中不断被强调的关键词。相较于经济增长数量的增量式递进,经济增长质量倡导的则是一种遵循经济理论一般秩序的变量式探索,以避免落入传统经济意识形态的窠臼。在经济增长质量的语境下,以省域地方作为宏观视野之上的新视角,不能仅局限于评价省域经济增长质量,更是亟需建立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的价值谱系和方法谱系,在理清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内在机理的前提下,一方面对省域地方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走势进行监测,另一方面为绕过非随机因素影响的路径低迷而构建宏观经济增长质量预警系统,以突破由时间滞后性带来的动态制度引导延迟,通过策略性嵌入经济转型模式中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调向,对省域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持续的发展进行合理的把控和良性的指引。

一、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维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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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数量的发展,是随着工业化的勃兴,在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数量的不断投入下,经济总量成果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过程。然而,这一阶段的有效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被资源禀赋稀缺、人力资本饱和双重挤压,渐渐失去活力。如今,经济增长的发展到了新常态阶段,意味着不同于以GDP为导向作用的传统经济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时,经济增长质量在这一时代的潮流中就成为了顺势而为的主旋律,重新在日益渐增的要素禀赋约束里拓展新路径,开辟经济增长的新模式,重塑经济增长的新构想和新秩序。

经济增长质量概念的解读,狭义上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效率或效果的另一种表述,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实现,强调资源配置结构和投入产出比较,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效率的提高内生于技术层面构建的路径支撑以及制度层面实现的路径依赖。相较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与此相伴而生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共同作用,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全方位的深度演进,关注不同领域、不同组织、不同市场资源的结合和协调,也是新常态背景下,现代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回归到一般的理论维度,广义经济增长质量是从经济的内在性质上展开叙述的,主体上反映了经济体在时间的推送中动态变化的经济过程,包括不同时间节点下资源禀赋结构差别、随机与非随机效应导致的外在经济冲击和内在经济波动以及微观层面的经济效率价值判断。然而,动态演化的经济过程实现,是基于每一时间要素下的条件支撑,由国民经济系统的内在有机整体构成,表现为经济体长期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同时,还应考虑到由这一过程带来的种种正向价值以及负向的结果,涵盖了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生态环境的代价。因此,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指标体系,不仅包括动态的经济过程,还需要将形成这一动态经济过程的前提条件和衍生结果纳入经济增长质量之中,这三个方面共同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指标形成的理论体系。

总体来说,省域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监测预警理论维度,涵盖了经济增长的条件、过程和结果三大层次,经济增长的条件层次表现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国民素质效益提升,即国民经济素质维度;经济增长的过程层次表现为以稳定态势增长的经济数量、以结构优化实现的经济效率提升,以技术高级化形成的生产规模报酬递增,即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经济增长的结果层次表现为以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取社会效益最优,即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和生态环境代价维度。

二、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其指数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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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广义的省域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理论维度的三个层次,我们从国民经济素质、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生态环境代价6个维度构建省域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的指标体系,在充分考虑数据适时性和可控性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各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作为基础指标,构成由41个基础指标构成省域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的指标体系。并以陕西省为例,采用2000-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监测预警系统指数进行合成,在确定各维度内部基础指标的贡献度以及权值之后,在维度层面合成相应的分项指标指数,以第一主成分反映综合原始数据包含信息的高契合性,测度各维度时序分项数,最终合成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的目标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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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反映了2000-2014年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数值以及总质量指数值的时间序列变化情况,整体来看,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处于稳定增长的基本态势,从2000年到2014年增长了6.8倍,说明自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近15年以来,陕西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持续稳步向好的发展。从分项维度来看,国民经济素质指数、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状态,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在2006年增速最快,而经济增长的结构在2004年增速最快,说明近年来陕西地区重视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以及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在2007年以前,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偏低,从2008年以来,福利与成果指数快速的递增,到2014年比2000年增长7.5倍,意味着2008年以来陕西地区开始注重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重视民生建设、公共服务建议以及分配制度的完善。从陕西省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时序走势看,2006年经济增长效率水平最低,同比2005年下降7.4倍,从2011年开始,陕西省经济增长的效率开始快速提升,到2014年经济增长效率增长到0.25,说明自“十二五规划”提出以来,陕西省积极响应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生产效率水平的号召,加强资源配置利用率,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以增加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水平。而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基本处于波动的态势,2008年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达到最低值从稳定性指数走势来看,陕西省经济增长稳定性水平较弱,易受国际形势,经济周期的影响持续波动,稳定性水平较弱,陕西省应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度,熨平经济波动性。同时,陕西省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处于连年下滑的基本态势,从2000年到2014年下降了91个百分点,说明随着陕西省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源利用耗能严重,环境恶化,生态破坏危机加剧,未来陕西省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并且加强对环境生态治理的力度。

三、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的维度趋势监测—以陕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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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合成和基本评价的基础上,要对省域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监测预警,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是区别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和测度的,这种异质性在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是一种事后的评价,通过评价某一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态势,对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进行判断。通过宏观监测预警系统对当前经济增长质量未来的走势进行预测,并对经济运行的方向进行宏观把控以及及时的预先警报,以随时校正省域地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质量问题,从而达到政策上的改进。

基于此,将2000-2014年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时间序列指数值进行一阶差分平稳化处理,并根据AIC最小值准则,选择各维度最优预测的ARMA(P,Q)拟合模型,并利用matlab软件对未来五个年度进行预测,经济增长分维度指数及总质量指数时序值与预测值走势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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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一,图二近年来的真实值以及未来五年的预测值可以看出,2000-2014年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是处于稳定增长的基本态势的,且经济增长质量未来五年的指数值也处于健康、平衡的趋势性增长,基本可以判定,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逐年递增,且陕西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性较好。

对于分维度评价陕西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从国民经济增长素质维度,未来两年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将有所下滑,而2016年开始稳步提升,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未来两年陕西省经济的发展处于新阶段的经济转型期,国民经济素质中的基础素质和能力素质开始向创新素质和信息化素质调整。在经济增长效率维度,未来五年的趋势预测也是持续向好的,2010年以前陕西省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偏低,随着“十二五”规划提出以来,陕西地区的效率提升步伐加快。虽然陕西地区效率发展处于稳定增长的良好局面之中,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产能过剩严重,陕西地区也普遍存在低层次产品过剩无法出清,高层次产品供给不足的约束阻力。

而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从2005年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开始增长,从未来五年的预测值来看,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增速变缓,在2016年处于峰值,而后逐渐下滑,说明陕西省的结构增长的动力作用影响弱化,旧的结构增速动力已消失,新的结构带动力还未接续,陕西地区应当充分重视新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看,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较平稳且缓慢增长,说明陕西地区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性较小,波动程度较弱,但是陕西省的稳定性指数仍然偏低。

从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的预测走势中发现,从2015年以后陕西省福利与成果分配指数值将会处于下降的基本态势,一方面由于陕西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导致城乡福利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人均GDP水平会呈现缓慢增长甚至下滑,这对陕西省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然而,陕西地区面临的最大困扰是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从近15年的生态环境代价来看,陕西生态环境污染加剧,且资源浪费严重,未来五年的生态环境代价指数也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已严重阻碍了新阶段陕西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并与陕西地区形成绿色、和谐、循环的经济增长路径相背离。

四、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的警界划分及预警指示—以陕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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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测预测经济增长质量趋势性延伸的基础上,通过定量测算制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动态区间,将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趋势性、自回归移动平均性预测值自动落入确定区间,以借鉴性判断下个时间段经济增长质量的预警警级级别,成为指示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标志,以绕过经济增长质量的低潮期,且避免波浪式高速转,把控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平衡运行能力。因此,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经济增长质量预警系统进行警界警限的区间划分,将各分项维度平均划分为五个区间,作为该维度的警界区间,再通过各维度区间的加权平均值合成经济增长质量监测预警系统的警限警界区间,以此区间评判经济增长质量未来时间点的预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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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维度的预测趋势值显示,未来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处于无警警限,表明未来陕西省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良好。从分项维度预警警限区间来看,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在2016年落入轻警警限,其余处于无警警限,表明陕西省国民经济素质指数的未来预测走势处于中等偏上状态,陕西地区应适度加强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提高国民的创新素质,通过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资源,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以避免未来国民经济素质走低,绕过轻度预警警界。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指数预测值全部落入无警警限,即陕西省效率指数处于稳定较好的发展中,而陕西地区也应积极响应创新型经济发展,改善技术供给,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新动力转换。

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结构虽然全部处于无警警限区间里,但是从结构指数走势的趋势性看,近年里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将跨过抛物线峰值,呈下降态势,即不久后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将会落入预警区间,说明陕西地区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衡,这种失衡其一表现在宏观层面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一方面供给层面陕西地区许多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产业内部同构化想象严重,另一方面是需求层面,现代工业化进程缺乏整体有效的全面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有待提高,潜在投资尚未挖掘,整体消费潜力巨大。其二表现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失衡,陕西地区要素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的垄断性过强吞噬了竞争性产品市场的经济效率。其三,表现在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城市化进程缓慢,二元经济结构分化严重。因此,陕西省应重视地区结构的合理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产品供给,及时避免经济增长结构指数降低,以绕过结构性阻碍,维持经济增长结构稳定向好的无预警状态。

陕西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未来五年的预测值全部落入轻警警限,说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值偏低,陕西省地方政府应重视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性,及时进行宏观层面的风险把控及政策调整,一方面要分解影响经济波动性的各个因素,及时进行宏观层面的调控,以熨平经济波动,另一方面要加强地区综合经济质量的抗干扰能力,提高地区经济面对外部波动的抗冲击能力,从而保证未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稳定性持续且健康的发展。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中,陕西未来五年的预测指数值均落入无警区间,但未来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会出现震荡效应,一方面政府要协调城乡福利分配机制,另一方面要重塑新阶段新动力,以创新为导向,接续新阶段里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从而提高陕西省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保证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得以稳定持续增长。

在生态环境代价维度中,未来五年陕西省地区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全部落入巨警警限之中,意味着陕西省的资源利用以及生态环境处于较为严重的危机之中。因此,必须大力推进陕西地区环境污染治理建设,加强资源管理,改善要素供给。一是要树立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组合战略理念,将资源合理利用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二是要建立资源高效循环使用机制,调整产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型。三是要推进陕西地区生态补偿增长点,构建绿色新生态产业发展链,以弥补陕西地区生态环境的劣势,使陕西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踏上全方位的完备式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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