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

师博,任保平 终南增长质量研究 4月26日

本文发表于《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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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需要经济数量型的增长,还要保持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健提升,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全球视角来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尤其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时代紧迫性。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评价体系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生态环境破坏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开始更多关注质量问题。我们在Mlachila等(2014)的基础上,构建包括增长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的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即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其中基本面分解为增长的: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外向性4个方面,社会成果则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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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增长基本面的测算为:(1)经济增长的强度用以衡量产出水平;(2)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由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换算得到;(3)经济增长的合理化用以衡量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4)经济增长的外向性,本文用净出口占GDP比重测度。

        社会成果的测度有:(1)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与创新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人力资本是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并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也代表劳动力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越高,居民的发展机会和要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更高。本文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2)生态资本,污染作为工业化的非期望产出是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反映出绿色发展程度越高,对生态化境的破坏越小、经济发展的生态资本越高。我们以单位碳排放产出(即实际GDP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值)表征生态资本,其中省际二氧化碳排放量取自师博和任保平(2017)。

        本文使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将各指标原始数据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进而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总获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我们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经济脆弱度指数(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dex),采用简单而透明的均等权重法赋值。令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的权重(α和β)均为0.5,增长基本面4个指标权(γ)重都是0.25,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权重各为0.5,则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方程为:

三、 1992-2016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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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波动中上升

        下图给出了全国及东、中和西部地区1992-2016年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而言,全国平均增长质量指数在波动中由1992年的0.37上升至2016年的0.48。在研究样本期内,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大致经历了4个完整的周期,以及1个初步显现出上升趋势的新周期。第一个周期1992-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渡过一个短暂的小幅波动,可能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周期1995-1997年,增长质量攀升幅度显著,1994年中国实施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达到历史最高0.51。第三个周期1998-2002年,中国通过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成功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加之入世的正面冲击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在2000-2002年显著上升。第四个周期2003-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历了漫长而相对平缓的波动周期,由于这一时期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因,导致了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平、创新乏力等不利因素,造成经济增长质量上升较为缓慢。可以预见的是,2015年开始的新一轮周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将呈现出长期向上攀升的趋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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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分布不均衡

        从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来看,东部经济增长质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与经济增长的数量排名一致,并且地区间增长质量分布态势在整个样本期内都未发生改变。从周期性特征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波动与全国整体水平类似。1992年东、中和西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质量分别为0.45、0.39和0.29,2015分别上升2016年的0.58、0.48和0.39,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上升幅度最大、西部次之,中部地区改进程度最小。虽然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一度较为接近东部地区。伴随2002中国加入WTO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不仅在地理位置方面拥有更为明显的对外开放优秀,而且市场环境更为成熟,进而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从发展态势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对趋势性的反应往早于中、西部地区。2015年中、西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仅表现出企稳态势,而东部地区已表现出上升的趋势,2016年中、西部地区才有相应表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在整个样本区内均处于最低水平,从简单的数据分析来看,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为了检验西部大开发是否对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影响,我们分析了西部大开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局部平均效应,发现在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出现了明显的断点,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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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省际经济增长质量来,1992年海南、上海、黑龙江、天津、广东和北京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最高,依次为0.66、0.56、0.52、0.49、0.48和0.45。排名最低的青海、贵州、甘肃、宁夏和安徽则分别为0.18、0.22、0.23、0.27、0.29。2016年排名靠前省份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和江苏均为东部省市,其指标分别为0.81、0.73、0.72、0.69、0.64和0.63,上海是经济增长质量超过0.8的唯一地区。排名靠后的省份云南、宁夏、贵州、甘肃和青海均来自西部,相应的经济增长质量是0.28、0.361、0.364、0.37和0.38。1992-2016年经济增长质量改进幅度最大的地区浙江、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分别增长了0.32、0.28、0.25、0.22和0.21。经济增长质量倒退的地区是海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和山西,分别下降了0.18、0.067、0.043、0.02、0.009和0.008。1992年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异系数是26.35,经过反复波动2016年降至26,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分布差异略有下降。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异系数最低值出现在1996年为18.45。

        (三)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作为经济增长这枚硬币的两面,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也存在差异,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相对更为广泛。1992-2016年省际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42。并且通过观察二者间的散点图,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间存在U型变动关系,如图4所示。经济增长质量随以人均GDP表征的数量型增长而先下降后上升。在人均GDP较低的水平,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经济增长质量为代价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选择粗放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当人均GDP达到一定高度,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带动了人力资本积累和对保护资源环境重视程度,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攀升,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逐渐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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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具体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对比来看,1992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前5位的地区是海南、上海、黑龙江、天津和广东,经济增长数量排前5位的地区为上海、北京、天津、辽宁和江苏,上海和天津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均很高。2016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前5位的地区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和天津,经济增长数量排前5位的地区为上海、天津、江苏、北京和浙江,江苏经济增长质量排第6位,广东人均GDP排第7位,从排名较高的城市来看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较为一致。但更多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排名差异较大,2016年江西、重庆、河南和安徽的经济增长质量排名分别为7、9、12和14,相应的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则为22、14、19和20。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全国排名22、24和18位,但经济增长数量排名较高为第6、8和11位。东部地区已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协同、同步提升,而中西部地区增长质量和数量差异较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和吉林人均GDP较高,内蒙古凭借煤炭资源优势实现了数量型增长,但其经济增长质量较低,并且这两类地区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也值得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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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展望

        (一)经济增长质量将持续攀升

        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开始进入新的上升周期,东部省市经济增长质量率先启动,中、西部地区企稳并于2016年依次攀升,并且2016年全国平均经济增长质量上升势头显著。从以往经济增长质量波动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周期时间跨度逐渐拉长,意味着未来较长时间内将进入稳定上升通道。近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3%、6.4%和6.7%,2017年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为6.9%,可以预计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大致保持在6.9%,超过2016年6.7%的经济增长率。分行业来看,对实体经济贡献更大的第二产业2017年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为6.3%,也略高于2016年6.1%。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率为6.7%,高于去年同期的6%。第三产业目前累计增长率为7.8%和2016年大致相当。

        在未来发展的政策引领方面,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将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发展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正在逐渐缓解,随着高铁、核电、大飞机以及新能源等一批技术逼近全球前沿面,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必然处于上升趋势。

        从经济增长质量的社会成果维度来看,近年来中国义务教育普及以及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得愈加丰富。本文所测算的30个省、市、自治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达都保持了相对较大幅度的增长。可以预计,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的上升幅度甚至可能超过经济增长率。同时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和贯彻,未来生态资本的积累水平也将提升。

        综上,结合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趋势,我们预计2020年-2022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将由2016年的0.49上升至0.55,上海将超过0.85,北京和浙江接近0.8,而广东、天津和江苏将在0.75附近。

        (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维持不平衡态势

        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也保持着和经济增长数量相似的地理分布态势,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图5描绘了1992-2016年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化程度,从2012年开始省际间变异系数显著上升,虽然2016年下降,但我们预计短期内省际间经济增长质量不平衡的态势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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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GDP速度、规模以及人均GDP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均大幅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产业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技术水平也远超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强度、稳定性以及合理化方面,均具有较大优势。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社会成果层面,中、西部人才向东部流动的大趋势目前还未改观,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方面也依然会保持对中、西部的领先。因此,我们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将持续上升,但地区间不平衡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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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需要进入到 “以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数量,进而培育新增长模式、动力和空间”的阶段,政策设计需要多管齐下才能由追求单一数量目标向追求均衡发展的多元化质量目标转变。具体而言:

        第一,要着力形成三支人才队伍。一是企业家人才队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需要,培养一批视野开阔、能力突出、社会责任感强的优秀企业家队伍。培养和造就具有战略眼光、开拓精神和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二是高科技人才队伍 ,围绕我省重大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双向互动,大力培养能源化工、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3D打印、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石墨烯、量子通信、第五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以及现代金融、现代服务业、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高科技创新型人才。三是党政管理人才队伍。能不能顺利推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键要靠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引导干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仅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善做善成的能力,还要有谋事干事的智慧,把想干事的劲头、能干事的本领更好地运用到推动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攀升的具体实践中。

        第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当下亟需形成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质量而竞争”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既看经济指标,又看人文环境指标”,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向综合考量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构筑“为增长质量而竞争”的新竞争格局,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协调发展。进而在新常态的阵痛期坚持创新驱动、优化经济结构,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助推经济持续增长,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

        第三,积极推动组织创新。推进管理组织创新,推进组织管理进行变革,调整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以适应追赶超越形式的需要。产业组织创新,依据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的一系列产业组织创新,推进产业组织创新,革新制造模式、创新产业形态、重建生产组织方式。企业组织创新,改变企业原有的财产组织形式或法律形式使其更适合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引导企业进行资源重组与重置,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使企业发挥更大效益的创新活动。

        第四,综合应用激励型政策、引导型政策、协调型政策,推进创新驱动。在激励型政策方面,建立具有激励性质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信息政策、专利政策等的政策子体系,通过激励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激发企业主动创新的欲望以及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新外部环境。引导型政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政策,包括科技产业优先发展政策,科技产业开发政策,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二是科技政策,包括技术进步政策、技术市场政策、技术改造政策、技术中介政策、技术转让政策、技术合作与交流政策、技术引进政策、技术改造政策、技术人才政策、研发机构支持政策,引导型政策着眼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明确追赶超越的技术发展领域和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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