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及其现实性

任保平 终南增长质量研究 4月16日


本文发表于《人文杂志》,2018年第2期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零一八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质量成为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主题,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质量经济学提供理论指导。但是现有关于中国质量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依据西方经济学的质量经济学理论,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质量问题有多方面的论述,总结和概括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质量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经济学,对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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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经济属性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质量”在《辞海》里的解释包含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认为质量就是量度物体所含物质多少的物理量,或者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这是质量的自然属性。第二重含义认为质量就是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这是质量的社会属性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质量,主要采用的是质量的第二重含义,也就是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或工作的优劣程度。根据《辞海》对于“质量”的解释,知道质量本质是一种价值判断,经济学范畴内的质量是指对经济事物社会价值的判断,即对某一事物优劣性的判断。随着中国经济从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质量问题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问题,需要从经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质量的经济属性。

        从质量作为价值判断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质量的现实性价值判断,即追求经济效率,但没有涉及到质量的终极价值判断,没有涉及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广义的质量经济学视角来看,质量的经济属性应当同时涉及到质量的现实价值判断与终极价值判断,因此,对质量概念的外延应当进一步拓展。从微观的角度,质量不仅仅包括产品质量与企业质量,还应包括人口质量与环境质量。从微观经济视角,质量的经济属性不论是产品质量还是企业质量,实际上都关注的是投入和产出,要求实现成本最低而收益最高。从中观的角度,质量包括产业发展质量、工业化质量、城市化质量、金融发展质量和生活质量。从宏观的角度,质量包括经济增长质量、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对外贸易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和经济政策质量。

        因此,分析微观、中观、宏观三位一体的质量经济属性,需要同时关注质量的现实价值判断和终极价值判断。从现实价值判断角度,微观上的质量是要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和效益的最大化,中观和宏观上的质量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的代价降低,实现经济发展成本的最小化。从终极价值判断的角度,微观上的质量经济实质上就是使人的幸福水平提升,使人力资本得到提高。中观和宏观上的质量经济属性是要实现国民素质优化,使经济社会实现均衡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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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马克思《资本论》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时抽象掉了商品质量的差别,只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及其理论。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从不同角度论及了一些质量的经济问题,形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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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微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依据


        1.质量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

        由于质量的经济性是指在投入与产出比较的情况下,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多需要的产品,从而获得尽可能多产出和收益的特征。因而质量的经济属性必然涉及到商品经济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分析,质量的经济属性分析必然要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认为产品质量与劳动质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过去劳动的质量影响过去的产品质量,过去的产品质量又影响现在的劳动质量和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影响。因此,要正常质量的产品必须与“正常质量的劳动”相一致,使得产品生产的“劳动要具有正常程度的品质与强度”,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关于劳动质量决定产品质量的原因,马克思认为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劳动能使产品形成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功能。同时劳动过程是具有目的性的,使所制造的产品符合一定的社会需要。这表明产品要有质量,生产产品的劳动能够使产品具有一定的物质功能,这种物质功能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1)从劳动质量角度来分析产品质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过去劳动过程的产品作为要素、作为劳动材料或者劳动资料进入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是我感兴趣的,只是过去劳动的质量,劳动产品实际上是否具有它所要求具有的那种合乎目的的属性,这一劳动是好是坏”,“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质量,它们在这种特殊消费过程中实际充当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就只是取决于一种特殊劳动的结果,取决于这种特殊劳动的质量。同在一定的劳动过程中完全一样,劳动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只是由于它是作为具有一定物质内容的一定的有目的活动起作用,只是由于产品的好坏程度以及它实际上所具有的和包括的使用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应当获得这种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劳动的完善程度以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

        (2)关于产品质量与价值量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产品质量决定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量,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量又直接影响着产品价值量的高低。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价值量是以“平均样品”为基准来决定的,他认为“作为价值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并且只有在劳动时间化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即同等社会劳动时间自乘的情况下,它们才是包含在自身中的劳动时间的化身。”因此,个别产品中劳动时间与“平均样品”的劳动时间不一致时,所决定的价值是有差别的。如果个别产品的质量高于“平均样品”的标准质量,产品可以凝结较多的价值,因而高质量的产品就具有了比较高的价值量,质量与商品的价值成正比关系。同样的道理,个别产品的质量低于平均样品的标准质量,这样只能形成较少的价值量,低质量的产品所拥有的值量就少。

        (3)关于产品质量和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关系的研究。

        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而等价交换规律作用的前提是质量保证。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那么商品等价交换的规律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有机联系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体现者,价值是体现在具有有用性的具体物质商品中的,消费者购买所需要的商品质量是商品交换发生的基础条件,因此商品生产不仅有数量要求,而且有质量追求,质量是所生产的商品必须具有的基本条件。不同质量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质量高的商品必然价格高,质量低的商品必然价格低,这是商品交换中的一般质量规律。如果质量差,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马克思指出“使自由工人成为比其他工人好得多的工人,因为他像任何商品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商品负有责任;他的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质量,否则他就会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自由工人倒是被自身的需要驱使劳动。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意识,即自由的意识,使雇佣工人成为比奴隶好得多的劳动者,甚至产生责任感,因为他像任何商品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商品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他不想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所排挤,他就必须提供一定质量的商品”。

        2.关于质量和使用价值关系的研究

        研究质量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质量作为单个商品使用价值如何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把使用价值看作商品的自然属性,否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因此没有对社会使用价值进行研究。商品经济使用价值的本质是社会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为社会生产的使用价值,这就使商品的质量成为社会的质量,同时,作为社会质量,必须符合社会的质量要求、质量标准,并且适应这些要求和标准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内容上成为社会需要的反映,使用价值的社会质量最终得以体现。

        (1)质量是使用价值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质量也是提高使用价值量的因素。马克思曾指出“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提高而是通过产品质的提高而提高了”。因此,在质量经济背景下,个体商品的使用价值要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就意味着商品的质量要符合社会必需的质量水平,必须与社会必要的质量相适应。如果单个商品质量与社会必要的质量不相适应,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不能转化为社会使用价值。质量是使用价值的重要方面,超越了社会需要的社会需求和消费水平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也不能具有社会使用价值。所以,社会使用价值在量上的规定性是符合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商品质量的变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2)使用价值方面质量的二重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 “创造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大量的社会财富”,实际说明使用价值不仅有数量,而且使用价值也有质量问题。马克思认为“产品质量的好坏程度以及它实际所具有和包括的使用价值(它在劳动过程中应当获得这种使用价值)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的质量,取决于完善程度以及劳动合乎自身目的的性质”。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主要分析了使用价值角度质量的二重性,“产品的好坏程度”指的是产品的品质或耐久性,这是讲质量的物质属性,使用价值首先是指物质能够满足人们使用的物理属性,这是指质量的物质属性。产品实际上所具有的使用价值的程度是产品的实用性功能,这主要是指产品的物质性能的社会表现,也是指质量的社会属性,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功能。而商品使用价值质量的二重性质取决于生产商品劳动的质量及其完善程度。

        3.质量和价值的关系

        从质量与价值的关系来看,价值是具有社会性的,而质量与价值的内在联系就是通过质量的社会性起作用的。

        (1)产品质量对价值的影响。

        从劳动价值论来看,质量对价值的影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一定量的使用价值不仅与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联系,而且与一定的质量水平相联系。也就是使用价值取决于产品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在产品数量相同的条件下,使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产品质量越高,单个商品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当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商品自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会转化为社会的使用价值,产品实现的社会价值就越大。

        (2)产品质量对价值决定的关系。

        从相对动态的再生产过程中,也可以考察质量与价值的关系。从再生产过程看,每个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会发生变化,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质量变化会影响到商品价值量。如果产品的质量提高,那么在转化为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折算为社会平均质量水平的数量就能够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单位劳动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就会增多,但是根据价值决定的规律,仍然需要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价值。那么,与原先同等的社会时间,实质上是代表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如果根据这个增大的价值量来补偿同量的劳动耗费,那么质量提高的产品就含有更多的价值量。同样,如果一种产品的质量下降,那么意味着同样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降低,此时生产的劳动时间要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根据价值决定规律,这一高出部分无法得到价值补偿,原先同等的劳动时间只能够代表更少的社会价值。根据减少的价值量来补偿同量的劳动耗费,就意味着质量下降的同量产品具有较少的价值量。因此产品价值随质量提升而增加,随质量下降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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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宏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依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宏观质量的经济分析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2卷的生产过程的质量循环链、生产力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

        1.质量循环再生产的分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数量再生产循环和质量再生产循环的有机统一体,这个有机统一体社会再生产既是数量的再生产,也是质量的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有机联系系统是数量循环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体构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循环过程,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是通过再生产系统中数量和质量循环的有机统一来实现的。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写道“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这表明质量是具有循环再生产特征的,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取决于生产条件的质量,生产条件的质量又取决于提供生产条件的产业的质量。在质量循环的过程中,不同环节和不同部门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些部门、产业和企业的质量问题,又可以在质量循环过程中影响到另外的生产部门、产业和企业的产品质量。

        2.生产力质量的分析。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从数量和质量统一的意义上去研究。过去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时,仅仅只研究了生产力的数量,而忽视从质量意义上研究生产力水平。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的,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这段话表明生产力是具有质量特征的,生产力质量的标志是生产力的效率,说明生产力效率提高时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就多些,反之生产力效率低时生产的使用价值数量就少。在生产过程中,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一般用单位时间生产的产品数量和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时间两种方法。同时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要素中机器的质量、原材料的质量、土地的质量对剩余价值和财富创造的影响。

         3.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质量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2卷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和《资本论》第3卷的地租理论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八章中,一方面把扩大再生产分为两种类型:外延扩大的再生产和内涵扩大的再生产。外延扩大的再生产是指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键是扩大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而内涵扩大再生产是指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其关键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作用的发挥,从而来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一是提高要素的结合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结合,进而提高生产率,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来衡量 。二是通过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来扩大生产规模,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核心因素是技术进步,关键是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地租理论 中论述级差地租时,提出了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他指出“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进行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的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逐渐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这种“只需要很少的资本,主要是劳动和土地” 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型经营”,粗放型经营依赖的是数量,而不是依靠质量。“在经济学上,所谓集约化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些论述,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依据要素投入的不同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类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通过要素数量的投入增加,从而实现规模扩张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属于数量速度型增长。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依赖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优化。同时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集约型经济增长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

        4.对外贸易的质量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质量问题时,不仅分析了微观上质量与使用价值、价值的关系,宏观上生产过程的质量循环链、生产力质量、经济增长质量,而且研究了国际贸易质量,探讨了产品质量对国际贸易质量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一学说是从数量意义上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只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李嘉图在论述比较优势学说时曾经认为“我们生产工业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针对李嘉图的这段论述,马克思在“数量更多的商品”后面的括号里加上了一句评论“没有质量的差别!”,并运用了惊叹号。他的意思是李嘉图只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品数量,而忽视了国际贸易中的工业品质量。“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之后,质量问题在比较成本理论中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数量意义的比较成本学说指导下的国际贸易理论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在价值链竞争的国际贸易竞争背景下,质量就成为了比较成本学说的一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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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现实应用性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策考核体系的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质量和效益,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在质量追赶中需要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全面提高质量。因此,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质量经济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实需要,“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质量经济学理论”,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性。

        1.构建以质量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

        中国特色质量经济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质量问题没有成为主要问题,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主要是以数量分析为核心。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质量时代,质量问题成为了新时代的大问题。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需要在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质量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沿着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逻辑方式,对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扩展,构建以质量分析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以质量为核心,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价值、使用价值、价格、劳动而重引入质量分析,为构建质量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在微观分析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引入生产要素质量分析、产品质量分析、企业质量分析等,以微观质量的提高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次,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扩展马克思关于内涵扩大再生产、集约生产方式的分析,为结构升级提供理论依据。最后,分析国际贸易质量、生态环境质量问题,为开放发展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落实绿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建立中国特色的微观质量经济理论,促进新时代高质量的微观经济发展。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微观质量经济学理论,在提高微观经济质量的过程中,要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出发,既要重视质量的物质性,更要重视质量的社会性,把质量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有机结合起来,使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促进微观经济质量的提高。同时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产品质量通过劳动质量的提高来实现,企业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质量来提高产品质量。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有多方面的原因,也有多方面的解释。从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来看,主要是企业生产中,仅仅只注意了产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的质量,而忽视了产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的质量,生产结构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过剩了,也就是缺少社会属性的质量,相对于社会需要而过剩了。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首先要重视产品质量的提高,以提高产品质量为基础促进微观质量的提高。

        (1)以劳动质量来提高产品的质量。

        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经济理论认为劳动质量决定产品质量,因此,产品质量的提高依赖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包括生产条件的质量、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质量和产业发展的质量,通过生产条件的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产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质量是提高产品质量的根本性措施。在提高微观经济质量过程中,首先要鼓励和引导企业促进技术研发,加强生产技术改造,实现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新技术在企业生产中的利用效率,促进社会的先进科技向企业生产过程的转化。加强人力资源的教育和培训,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开发的基础上不断应用新材料和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发展新产业,依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和消费的升级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

        (2)依据需求端消费水平的升级提高供给质量。

        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学规律,总需求结构决定总供给结构,总需求结构要与总供给结构保持大体平衡,产品总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影响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高,消费品的功能、档次和质量也需要不断地按照需求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新的消费升级阶段,消费升级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随着消费从低端消费水平走向中高端消费水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不再是经久耐用,不再是追求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追求消费的质量,诸如消费的安全性、时尚性、便利性、环保性、健康性和舒适性。因此,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情况下,需要生产者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高质量和高品质的产品。

        (3)依据世界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发展质量。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质量理论,企业生产的循环过程也决定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决定于生产过程质量,生产过程质量决定于管理质量,管理质量最终决定于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在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中,首先要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企业要树立质量理念,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制定严格的企业质量管理流程。把质量看成是企业的第一生命线,落实贯彻在每一个生产环节中。同时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的质量,通过企业技术进步、管理的规范化、工艺流程改善,通过提升研发水平、管理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优化企业的创新环境,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加快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同时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把质量管理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之中,以产品质量提高为核心,以管理质量的提高为手段,建立起一套科学高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以提高企业的发展质量。

        3. 建立中国特色的中观质量经济理论,促进新时代高质量的中观经济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这种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造成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平衡,这些结构性失衡形成了资源的误配置和资源的不能有效利用,造成了经济发展中传统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的矛盾,导致了中观经济质量问题,制约了产品质量社会属性的实现,影响了微观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质量经济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中观质量经济学理论,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目标,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促进中观经济质量的提高。

        (1)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提高产业质量。

        改革开放后,依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通过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约束,虽然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但是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在全球价值产业链条中处于低端位置,产业附加值低、环境压力大,低端锁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中观质量经济学理论,中观经济质量的提高要在打破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上下功夫,以质量提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在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基础上,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向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提高中观产业发展的质量。

        (2)以生产力质量的提高带动结构升级。

        新常态仍然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生产力质量,通过生产力质量的提升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目前全球生产力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新生产力孕育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在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背景下新生产力要素中的信息技术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力力量。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不仅有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有质量问题,要更加重视生产力的质量。通过创新努力提高生产力质量,从依赖低质量的生产力要素转向利用高质量的生产力要素,通过生产力质量的提高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生产力质量的提高推进我国中观经济质量的提高。

        (3)促进传统产业的质量提升。

        在中观经济运行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依赖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中观经济质量提高关键在于结构升级,而结构升级要坚持以创新为支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技术、安全、环保、能耗等标准进行传统产业的提升和整合。在传统产业升级中,建立产业创新链,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效率。鼓励推动企业优化产业链和价值链,在产业结构层面,引导传统产业向全球价值链升级,鼓励企业改造供应链关系,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产业组织层面,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推进行业兼并重组,通过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股权置换、产权流转等方式,进行产业价值链并购重组,通过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观质量的提升。

        4. 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质量经济理论,促进新时代高质量宏观经济发展的实现。

        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宏观质量理论,集约型增长方式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因此,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宏观质量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质量经济学理论,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1)以技术创新形成高质量宏观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技术创新支持体系。

        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宏观质量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可以表现为数量的增加,也可以表现为质量的提高。在提高宏观质量的过程中,要以技术创新知识体系的完善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和运行的效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质量。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通过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真实作用,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科技创新要实现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协调,加快由增长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促进技术创新从模仿创新转向自主创新,提高技术创新的质量,形成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

        (2)加强体制创新为高质量宏观经济发展建立激励导向机制。

        提高宏观经济质量的关键在于突破体制约束,体制具有激励导向功能,在我国宏观经济质量提高过程中,要以体制创新激励宏观经济发展质量。首先,要完善质量型的经济评价体制,突破GDP数量评价的局限性,从数量评价转向质量效益评价,消除提高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体制机制约束。其次,消除宏观经济质量提高中科技创新的体制性约束,让科技创新成为提高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主导因素,让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宏观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新动力。最后,要建立质量效益型的宏观调控新体制,实现宏观调控从数量调控转向质量调控,建立起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相结合、需求调控与供给调控相结合、短期调控与长期调控相结合,具有质量效益特征的宏观调控新体制。

        (3)进行发展战略转型为高质量宏观经济发展提供战略支持。

        从宏观经济质量提高来看,发展战略转型就是依据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条件的变化,通过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变革来整合资源,进而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导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由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宏观经济质量提高的战略要从数量追赶战略向质量追赶战略转变,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发展出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产业链,通过质量效益战略实现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质量经济理论,促进新时代高质量的开放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经济要实现开放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世界经济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国际贸易中的质量问题发展为质量竞争并不断上升到首要地位。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国际贸易质量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质量经济学理论,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从以数量的比较优势向以提高质量的竞争优势转变。

        (1)依靠科技创新,提高出口产品质量。

        选择和培育一批具有开发潜力的出口企业和行业,促进高科技技术产品的出口,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出口产品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

        (2)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对外贸易质量。

        注重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良,提高相关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走集约型的出口增长方式,从而使现有具有出口优势的产品能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产品的换代升级,保持持久的竞争力。逐步改善本国要素资源配置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转移,最终为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利条件。 

        (3)通过创新制度安排,提升对外贸易质量。

        通过能源控制和管理,对涉及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严格控制其出口和贸易。同时减少高能耗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运营,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加大对贸易部门的科研投入。建立严格的环境规制制度,降低贸易部门生产过程中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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